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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详细占有材料和量化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独立思考，进行创造性的活动，提出创造性的见解，这正是学术研究所要求的，是应当提倡的。

孔子虽没有仁、义并提，但也多次讲到义的重要性，特别是义利之辨，就是从孔子开始的。这也不是说生命和爱情不可贵，但是为了人生的最高价值自由，宁可抛弃二者。

孔子更强调好恶的道德含义，因此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23]。七情中之爱，既然是讲一般的人类情感，理应包含这方面的内容。这些都是人类最本质的情感，也是人类德性的内在基础。他认为，子都（传说中的美男子）之美是人人公认的。能够起到压制作用的是社会意识，这是社会公认的理性意识，而被压抑的则是纯粹的个人意识。

孟子提出四端而为后来的儒家普遍接受，成为儒家人性学说最重要的内容，这本身就说明，四端之说是代表儒家关于道德情感的主要学说。其次，他认为人的情欲是需要养的，故礼者养也。道德是一个价值词语，是专门用之于人类的，但人是由自然进化而来的。

人难免有一死，但是如果对当政者失去了信任感，那就无以自立，可见信对于人民是如何重要。按照天人合一论的另一传统（儒学的主导方面），不仅对天人之际的某种神秘性有一种恐惧感，就是在个人修行中也有一种恐惧感，这里有一种宗教情怀。[44]《奇明彦问答》，《李退溪全集》下，第93页。孔子虽没有仁、义并提，但也多次讲到义的重要性，特别是义利之辨，就是从孔子开始的。

中节就是若合符节，没有一丝一毫的偏离。阴阳与五行皆属气，是形而下者，从气上说七情，正符合朱子对情感的基本看法。

他还提出诚信的问题、乐的问题，当然更强调亲情的问题。儒家关心并重视人的情感，从总体上说是重情而不是重智的，但人究竟有怎样的情感？各种情感之间又有什么联系或区别？各有什么作用？对人的情感应当怎样分析？这类问题并不是儒家关心的重点，运用分析方法对情感进行科学分类，这不是儒家之所长，也不是儒家的兴趣所在。宋明以后，情欲问题就成为理学家辩论的焦点问题之一。[45]《李退溪全集》下，第36页。

[26] 但养情有具，无其具，则情欲不可得而致也[27]。我们说它是潜在的，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实现的，但我们不能否定其心理根据。七情发于气，故有善恶而且容易流于恶，故端易微而情易暴，其势然也[47]。[32]《小雅》，见《论语·泰伯》。

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观点，反映了何心隐对人类平等的向往与追求。这就说明，儒家将哀乐之情视为人类情感生活的基本内容，是同社会风俗、礼乐制度、伦理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是有意义的，而《中庸》将其与喜怒结合起来，提出中和之说，也就不奇怪了。

[41]《朱子语类》卷八十七。就前者而言，它只是一种存在或一种本能，未经过思维的训练与过滤，是未加思索而有的，正如孩提之童知爱其亲以及赤子入井时所自发地表现出来的恻隐怵惕之心一样。

及其感于物也，则喜怒哀乐之用，各随所感而应之，无一不中节者，所谓天下之达道也。值得重视的是，《礼运》提出惧即恐惧这种情感，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孟子和荀子都很少或未曾提到的，只有在孔子学说中包含这方面的内容。四端中的恻隐、不忍之心，包含着爱的萌芽，但这不是直接讲爱。喜怒哀乐本来是一种自然情感，但是从一开始就被赋予重要意义，成为代表人类情感的重要表述，并且与中庸这种德性有密切关系。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李退溪的四端七情之辩，将道德情感与自然情感或私人情感作出了明确的区分，避免了将二者混而不分甚至混为一谈的弊病，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这在朱子学说中自然是可以成立的，因此李退溪提出四端主于理而七情主于气[43]的学说就是有依据的。

[37]《韩昌黎集》卷十一。实际上他是用中和原则说明七情的，动而处其中者为上品，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为中品，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为下品。

但孔子和后来的儒家是反对郑声的，他们认为郑声邪，所以要放，放者放逐之意。知在孔子那里，还有较多认识论、知识论的意义。

即使是主张条分缕析如朱子者，亦不能作出一个明确的说明与解释。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11]。

这是一种很精辟的解释。这些方面，表现出儒家哲学的一般特征，也是儒学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重要表现。但是如果从孔子到《中庸》《易传》的发展线索来看，似乎包含了这层意思。最能体现天地自然之交的原则的就是朋友之交，因为朋友之交是平等的。

因此，德性与规范二者实际上是内外兼有、相辅而行的。在四端、七情从何而发的问题上，理气二者是各有主次、各有轻重的。

天道流行是一种自然过程，并不是最高的主宰者，天道流行作为生命现象包括情感意识的最高本源，其本身只是自然而然流行不已、生生不息的过程，但却又有一种神圣的目的性，所谓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维天之命，於穆不已（《诗经》中的句子，皆为《中庸》所引用者），就表明了这一点。《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人作为社会角色，当然要遵守社会化的行为规范，但儒家更重视人的内在情感，而人的内在情感是从亲情开始的。至语其用，则以其至虚而好丑无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轻重不能违其则，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虽以天下之大而举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也。

[21]《何心隐集》第二卷。但是，如果是自由而正当的男女相悦、男女相爱，这在孔子时代或许是常见的，但在后期封建专制社会里则被认为是犯禁的。按照朱子情是性之发的观点，四端、七情皆发于性，但性有义理之性（即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分别，所谓四端是理之发便应当是义理之性之所发，七情是气之发便应当是气质之性之所发。我们承认，孟子的四端说确实不是从社会反映论出发的，它虽不是完全先验（康德意义上）的，但可以说是先天的。

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它既表现人的最深层的情感需要与期盼，又表现人的实践修养的严肃与警策。

这正是《中庸》所谓参赞化育的具体实现。但是，儒家的四端之情却揭示了另一面，而且同样是人性中最深层的一面。

喜怒哀乐本身就是表现天道之和谐的，当其未发时，便谓之中，当其已发时，便谓之和。也正因为四端之情仅仅是端绪，是萌芽，所以人与动物相去并不远，关键在于扩而充之，如果不能，便与动物差不了多少